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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的好几个老师都打电话问，何时把说(shuō)服改成说(shu)服了？我说我们没改过。”最近，67岁的王洪君教授接到的询问电话特别多。她在北京大学研究语言学，又是国家语委(注：全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)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主任。
激起公众疑问的是微信文章《注意！这些字词的拼音被改了》，它引发了广泛关注，转载者包括多家媒体。文章最早来源于微信公众号“普通话水平测试”，注册主体是广州一家教育学习管理机关，页面目前显示为“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”。
实际上，类似文章早已在互联网空间流传，而文中列举的大部分读音并非最近才修改，比如“呆(i改为dāi)板”、“确凿(zu改为zo)”早在1985年就已更改。另一些词如“箪食(s)壶浆”则从未变更，纯属讹传。
其余部分字音来自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(修订稿)》(下称修订稿)，它的修订对象《普通线月初公布修订稿，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截止日期为6月25日。
这次讨论较多的“说服”一词就来自修订稿。从民国时期的《国语辞典》开始，重要工具书就一直将其注音为shuō，与“游说”“说客”中的shu并不相通。此前几次审音都不认为“说服”存在异读，1985年版审音表的“说”字处，仅申明“游说(shu)”的读法。
“我是亲身经历，港台剧出来以后才变成shu f的。”王洪君说，考虑到这个读音近几十年来面对港台发音影响，因此添进修订稿，并明确读音是原本的“说(shuō)服”“游说(shu)”。
审音委员会的多位专家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修订稿在征求意见后又修改多次。国家语委在多地组织座谈会，并在门户网站征集意见，据称有5万名网民参加了线上读音调查。教育部重视修订工作，“希望尽早能让这个标准出来，但是审音课题组一直说，审慎一点，更审慎一点。”审音委员、南开大学教授石锋说。
2018年底，负责审音的课题组已经提交最终定稿，具体发布时间尚未公布。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2019年初发布全年工作要点，其中一条即“发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(修订)》《中华通韵》等重要普通话语音标准”。
“现在处于青黄不接、新旧交替的转折时期，所以可能有点乱。新的没有正式公布，旧的还在起作用。”石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。
王力(1900-1986)语言学家，曾担任北京大学汉语教研室主任，1982年任审音委员会主任。(视觉中国/图)
周有光(1906-2017)语言学家、文字学家，“汉语拼音之父”，曾参加拟定《汉语拼音方案》，先后参与1956年、1982年两届普通话审音工作。(视觉中国/图)
审音，即是审定字的读音，制定标准语的规范。近代中国标准语的制定自清末开始，民国时期有两次审音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有三次。1955年审音时，普通话以“北京语音为标准音”得以确定。1980年代的审音开始采用“统读”，统一了没有实际意义区别的读音，例如“究”(旧有ji音)统读为jiū，“橙”(旧有chn音)统读为chng。
审音者通常是权威学者，譬如知名语言学家丁声树、王力、“汉语拼音之父”周有光。异读词有争议，就需要详细的考证与研究。
“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说，记录描写好语言事实最重要。大众读音存在一定的差异，无所谓对与错。人们私下怎么说话，发什么音，你是管不着的。”审音课题组成员刘祥柏解释，因为播音、机器信息处理等领域需要标准，审音才具有迫切的现实需求。
“同样一个意思里有不同的读音，如果国家整合为一个读音的话，对于学生和老师教学都是比较减负的。”一位河南初中语文教师相信，统读具有实际好处。
尽管实行超过三十年，1985年审定的读音有少部分始终没得到广泛普及。“我们在推广执行标准的时候，可能有些工作做得不够细致。”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陈立中认为。
“少部分对于读音的规范是失败的，过了一代人、两代人都不照你那个念，(那么)你那个是有问题的。”石锋教授说。例如，旧审音表曾规定“伯”字有“大伯(bǎi)子”的读音。但调查显示只有16.95%的人这样读，近八成人仍读为bāi，于是修订稿将其改为“大伯(bāi)子”。
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审音过程公开度不高，仅由十几位专家讨论、商议。1980年代参与审音的语言学家徐世荣曾在书中反思：“有什么异读？取舍理由何在？本表无说明，无交代；也就是取舍的透明度不够。”
前两次审音的亲历者们日渐凋零，关于审音过程的资料就愈发稀少。一些字音的具体审订，“老先生们可能有他们的考虑，只不过他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，没有逐一记录下来，我们正真看到的只是结果。”刘祥柏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。
2011年10月，第三次审音启动。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筹建课题组，课题组成员包括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等高校的多位学者。
这次审音主要在1985年版审音表基础上开展，课题组很快确定“不折腾”的原则。“原有的标准，有一部分字音可能也不是很合理，但是我们就不再改了。”刘祥柏说。
最典型的例子是“呆板”。“具备一定语言学修养的人，会认为这个不合适。”刘祥柏分析，呆读i时指“不灵活，不懂得变通”，与读dāi时语义不同，但之前审音已将其确认为dāi，调查显示大部分人都采用了这一读音，因此没有改回去。
“语言总在不断地发生明显的变化，如果是符合规律的变化，你今天不做这个规定，也许过一百、两百年它还是这么变。任何的语言道理，最后都要让位于语言事实。”刘祥柏解释道。
出于同样原因，尽管“铁骑”“骠骑”的“骑”，“友谊”的“谊”时常被读成j和y，但比例并不足够大，为维持标准的稳定，它们依然延续了q和y的统读。
语言学家、词语编纂专家丁声树曾担任1956年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委员，主持编撰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图为丁声树(前排左一)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同事。(资料图/图)
1963年发布《普通话异读词三次审音总表初稿》(左)1985年发布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(右)审音只审定存在异读现象的音和词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汉字被认为不存在有争议的读法，就不在审定的范围内，也不会收录在审音表中。(资料图/图)
2012年，石锋组织南开大学的三十多名学生调查了577个异读词的读音。他们每周末自天津前往北京，总共向530位北京居民发放了调查问卷。调查的最终结果成为本次审音的基础。
这类调查在之前的审音中没有先例。“要是光写一篇文章，老师做研究就没事了，但是你要审音，要接触到社会，跟千家万户每一个人都有联系。我们提出来专家和群众相结合，要不然就会吃力不讨好。”石锋说。
对于审音迁就“文盲”的质疑，石锋否认：“在北京的调查对象都有性别、年龄、教育、职业的平衡分布。”
方言研究学者陈立中评价，这次调查“非常有必要”。“不过我认为这个调查仅局限于北京，可能还是不够的，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调查做得更细更广泛，比方说别的地方的人类对于这些读音的态度、观点，这种趋势我们要把握，那么才知道这样的审音是不是具有合理性。”
另一个新变化在于，过往审音重视“老北京人”的读法，这次则“以高中以上学历的北京人在正式场合的读音”为准。“调查了各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，发现老北京分歧很大，年轻人分歧很小。”王洪君形容，这就像BBC用语与伦敦土语大相径庭，普通话也应该避免过于口语化的北京土语。
调查结果为，约20%的读音存在分歧。审音课题组组长刘丹青给每位成员分配了少数的条目，分别由各自负责人考证，定期共同讨论。“各自分工的审音意见都经过审音组反复讨论后才取舍定夺。”刘丹青强调。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发现，审音组成员就“粳”“荨”“钻”等字单独发表了研究论文。
一批晚近出现的新词加入了新读音。“打的(dī)”“拜拜(bi)”都是受外来词汇影响而产生，分别演变自粤语词汇“的士”(taxi)和英语词汇“bye”。互联网用语“下载”，按语义应该与装载(zi)相通，但由于日常生活中多读zǎi，最终确定为下载(zǎi)。
在自己负责的字中，石锋最头疼“血”。“血”字原有两个读音，xu和xiě，意思上差别极小，会出现“血(xu)债要用血(xiě)来还”这种繁复的情况。但调查显示，读xu和xiě的受访者分别仅有三成和两成，最多人将它读为xuě。这本是并不存在的读音。
讨论过后，审音组在修订稿中把“血”统读为xuě，另外标注口语单用时读xiě。这个变化引起了最多争议。“一种是特别欢迎，另一种就不高兴。播音员不高兴了，好不容易把这个血(xu)债要用血(xiě)来还刚练好了，你又不算了；小学老师也有点不高兴，好不容易教小孩怎么说。”石锋说，由于争议太大，“血”字读音的修订暂未得到教育部门核准。
“现在确实还是少一些工作，我们只把这个改了，你的理由是什么，到底为什么改？我们只提供一个表。”王洪君希望，将来除发布审音表，讨论记录和理由也一并公开，令公众更了解读音的逻辑。
《咬文嚼字》第一辑与第九辑封面，第一辑封面上标注的刊名拼音是咬文嚼(ju)字，与1985版审音表不符，从第二辑开始改为咬文嚼(jio)字。(资料图/图)
1995年，江津市人民法院(注：现为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)审理了一起因读音而起的诉讼。在小学毕业考试中，一道语文试题要求选择“自作自受”中“作”的读音。答案设定为“zuō”，三位考生因选择“zu”被扣一分，刚好错失重点中学。
家长因此对市教育委员会提起了行政诉讼。依据1985年版审音表，除“作(zuō)坊”外，其余均读zu。教委的答辩则称，根据教材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标注，zuō才是正确读音。
法院判决家长胜诉，但这起官司若改换时空，结果可能会逆转。依照2016年的修订稿，“作”具有zuō、zu、zu三个读音，在“作践”“作死”等词中读作zuō，与“自作自受”意思相近。
同样在1995年，以纠正错别字为特色的《咬文嚼字》创刊。杂志首期封面标注的刊名拼音中，“嚼”字对应ju音。有人以1985年版审音表为依据，认为正确拼音应该是jio，引发了论争。第二期开始，“ju”变成了“jio”。
“在这么大一个社会中，有一些字音有分歧是很正常的现象，你不能希望发布一个啥东西就改变人家的说话。”王洪君举例，国家领导人讲话也有自己的读音习惯，没有必要强行规定个人的发音。
审音规范对播音界、教育界和辞书编纂影响较大。新一轮审音在这三个领域中开展了调研，发现约九成被调查者在不确定读音时，会选择查阅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《新华字典》等工具书。
对比1985年版审音表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后，学者们发现了它们的差异。例如，“荫”字审音表统读yn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还收录了yīn。
“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相信这些字音是新改的？因为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有一个1985年版的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》，都没有听说过。”刘祥柏问道，“请问辞书界的人知道吗？他们是知道的，但是一开始也没有完全积极跟进，包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并不是完全遵循审音的。编纂词典的学者也有自己的脾气，自己的坚持。”
《新华字典》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，与承担审音工作的是同一机构。王洪君认为，国家语委希望以此提升一致性。审音课题组成员和词典编纂者确有重叠，但两项工作都长达数年，“他们不能超前，只能记下来，等这边发布了，词典出新版的时候再改，因此他们现在只能根据上一次的审音表参考”。
语文教材早期也与1985年版审音表存在差异，一些已经统读的字仍然标注旧读。“铁骑”(统读q，注音j)、“将不胜(统读shng，注音shēng)其忿而蚁附之”这类情况并不鲜见。近年，教材参考审音表陆续做出修改，“人教版”小学语文课本中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“衰”字发音由cuī改为shuāi，几年前就曾激起讨论。
古代诗词中的某些特殊读音，被很多人视为古音，对其更改尤为反对。事实上，“乡音无改鬓毛衰(cuī)”“远上寒山石径斜(xi)”这类读音叫作“叶韵”。因语音发展变化，后人读古文时感觉不押韵，于是临时改变读音，使之谐合，未必是真正的古音。
网传改音中，一部分就属于“叶韵”，其实它们不在几次审音的范围内。“我们如果要改的话，就是成批的字要改，不是改一两个字就完了。你读的诗多了以后，很多字都要改，这时候你就迷失了，就不知道该怎么改。”刘祥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“改不胜改，这是改不尽的。”
争议较大的诗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，与“骑”在1985年版审音表统读为q有关。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，语言学家徐世荣在《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释例》一书中解释道：“但如朗诵文言诗文，名词骑字似仍以读j为宜。”
网传读音与审音规范、词典的对比。2016年修订稿为征求意见的版本，尚未实施，审音组会进行一定的修改，最后公布的版本与该版本会存在部分区别。在此之前，读音应仍以1985版为准。(陈亚杰表格)(梁淑怡/图)